广东省深圳市的丁先生是一名的糖尿病患者，10年前开始服用阿卡波糖片，阿卡波糖片一个月要3盒的量，每盒95元的价格对丁先生来说负担有点重。今年4月份之后，丁先生去医院开药发现阿卡波糖片便宜了，降价一半还要多，再加上医保报销，现在一年的费用是以前的1/10。

丁先生所服用的原研药拜耳阿卡波糖片（拜糖苹）正是第二轮药品集采中标药品之一，该药以每片0.18元中选，降幅超过90%。

2018年11月，《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发布，就此拉开了药品集中采购的序幕。两年之后，2020年11月13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468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三批国家集采共包括112个药品，按约定采购量测算，每年节约539亿元左右。

以“超级团购”换合理价格

“对于长期的慢性病用药人群，而且药品本身如果没有替代的话，（对于集采）他们的感受是真真切切的价格跌幅，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非常强烈的获得感。”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国家药监局修法专家组成员邵蓉告诉记者。

“甘精胰岛素的注射花费仍是个大头，但听说胰岛素也有希望纳入集中采购降价了，对我们这些老年退休患者来说是真正的利好。”丁先生说。

轰轰烈烈的集采最初由试点开始，《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规定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城市作为试点，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出31个品种，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60%-70%估算采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以量换价，形成药品集中采购价格。

“4万块1瓶，我病了3年，吃了3年，为了买药，房子没了，家人也拖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我不是药神》中的“神药”格列卫曾因其高昂的定价使得许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望而却步，转而投身印度仿制药。

影片上映仅4个月之后，首轮4+7试点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对外公布。现实中的“神药”格列卫的仿制药-江苏豪森药业的甲磺酸伊马替尼片中标，中标价格为623.82元/盒，降价幅度约为24%，纳入医保后，甚至比印度的同款抗癌仿制药还要便宜。

此后，药品集中采购由试点推向全国，药品品种则不断扩围，改革红利惠及无数患者。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三批国家集采共包括112个药品，按约定采购量测算，每年费用从659亿元下降到120亿元，节约539亿元，其中因降价节约274亿元，因优先使用中选药品产生的替代效应265亿元。

“药品集中采购通俗地理解就是国家组织的药品团购，以超级团购换合理价格，” 中山大学医药研究所所长宣建伟认为，造成我们国家部分药品价格“虚”高的主要原因是流通环节过长过乱，而药品集中采购则以合同的方式来明确药品采购的数量以确保使用，相当于供需直接见面，厂家直销，把中间所有的销售、回扣费用都切除，降价未来还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实现，从而使更多患者获益。

集采之下的“药企”选择

不过，对于这一场改革的参与者们而言，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第三次集采中，外资的大批产品采取了高价、现价报价措施，几乎等同于直接放弃集采市场。例如，全国公立医院终端市场占比达到82%的阿哌沙班报价36.19元，最终由更低价的齐鲁制药、豪森药业、正大天晴等仿制药企中选，拜耳主导的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则由天津红日和海南爱科中选，拜耳出局。原研药企报高价在集采中转身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来曲唑片的最高有效申报价为9.5元，原研报到了36.3元；卡培他滨500mg单片最高有效报价7.67元，原研报24.8元。

拜耳在2020年1月第二轮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以每片阿卡波糖0.18元的超低价中选，直接将最具竞争力的国产仿制药卡博平挤出局，但拜耳在2020半年报中表示，拜唐苹（阿卡波糖片）全球销售额下降了73.8%，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市场实施了带量采购政策，拜唐苹销量的增长无法抵消药品的大幅降价。

宣建伟告诉记者，“跨国企业在制定某个药品在一个地区/国家的价格时，是要融入对于全球市场的考虑的，同一款药品在某一个地区/国家定价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对其价格策略造成不良影响，所以跨国药企对待药品集采的态度会相对更谨慎。另外一个考虑是像拜耳这种情况，当他们考虑到‘跌穿地板价’换取而来的市场不足以弥补降价造成的损失时，自然积极性就不会高。”

宣建伟认为，药品集采在承诺了采购量的基础上有益于优质药品的迅速推广使用，减少中间商的环节也有利于塑造公平的医药行业市场竞争环境，但对于参与其中的药企而言，是否能长期获益存在个体差异。”

例如，同样是带量采购，内资企业华海药业走出了不同的结局。2020年半年报显示，华海药业实现营业收入33.06亿元，同比增长24.60%；净利润5.78亿元，同比增长72.77%，半年报中提及净利润大涨原因是随着国家集中采购的推进，公司依托扩围联盟地区中选契机，产品市场覆盖率得以快速提升。

不过，邵蓉指出，过低的中标价有可能会打击部分企业后期投入创新的积极性，但如果全面放弃药品集中采购，则会对市场份额造成打击。面对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带来的药价承压，医药行业迎来转型期，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医药企业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作出不同的应对策略，或积极参与，或者选择性参与，同时探索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行相应的转型调整，以适应行业新格局。

不是唯低价是取，而是药价回归合理

两年三轮，从试点到全国性铺开，亦可见政策推行之力度与决心。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丁锦希表示，“药品集中采购常态化开展是必然，第四批集采的方案已经在做，正在筛选品种；品种范围将扩大，扩展至注射剂，将考虑生物制品（胰岛素）和中成药；对部分临床替代性简单明确的品种，将探索按适应症招标”。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要控制药价不是单个部门、某个政策一朝一夕的努力，而需要一系列的机制联动和政策配合，”宣建伟提到，药品集中采购作为控制药价的中间重要环节，需要与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比、药品上市后再评价）和完善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体系等配套政策相辅相成。

“今后，带量集采机制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吸引目光的地板价、跳楼价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呼吁的并不是唯低价是取，而是药价最终能回归合理，患者能够长久获益，医药行业能够实现健康可持续。”宣建伟说。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结尾，主人公说道：以后会越来越好，我只是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如今，电影里期盼的那天已经越来越近。